集团要闻

梁振英1980年蛇口亲历 为培训班授课

到蛇口义务讲课,每月2、3次,持续8年

《奥门永利55402[永利手机版]》月刊第134期    2010年9月

《深圳晶报》 2010年8月18日    熊君慧

口述人:梁振英

口述时间:2009年1月17日

口述地点:香港怡和大厦戴德梁行总部

香港到蛇口来回要两天

1980年,我在深圳活动最频繁的地方就是蛇口,这里是我到内地讲课的第一站。

如今,经西部通道从香港到蛇口只需要1小时车程。30年前,来一次蛇口却需要花一整天时间。1980年,港深之间只有一个口岸,就是九广铁路的罗湖站,出入极不方便。从九龙开出的列车,没有直通内地,部分到了上水就掉头回九龙。

口岸的边防每天办公时间是朝九晚五,下午5时准时拉铁闸,因此当日来回的可能性近乎零。所以,我到了深圳后,先到罗湖口岸附近的侨社住一晚,第二天一大早到蛇口讲课。每次来回需要两天,讲课只有半天,其他时间则颠簸在路上,或是在烈日下排队等候过关。

去讲课不收任何费用,坐火车到罗湖的钱都是自己付的。我一般早上9点从尖沙咀出发,坐2个小时火车到罗湖口岸。去蛇口讲课一般利用周末或假期,遇到香港公众假期,过关人数就特别多。与现在内地人涌入香港相反,从1980年开始,很多香港人涌入珠三角。他们在深圳开厂做来料加工,或者以深圳为中转站,进入内地开厂做贸易。

排队过关是最难受的。罗湖口岸只有一个边检通道,香港这边还是露天的。一般到口岸都是中午,我要在大太阳底下烤三个小时。我们这些到蛇口讲课的人,不是律师、会计师,就是大学教授,平时个个都是穿西装、打领带,皮鞋锃亮。这么隆重的行头只适合在写字楼“叹冷气”(享受空调),大太阳底下烤哪怕几分钟都受不了,更别说几个小时。每次过完关,都是挥汗如雨,衣服湿透,何谈体面。吃一堑,长一智,后来我也入乡随俗,轻装简行。

到了罗湖,香港这边的边检,除了入境处人员之外,还有政治部的人。过了深圳河,在内地那边,要逐一回答边防人员的提问,以便边防人员填写回乡介绍书。回乡介绍书的副本,就是一次性的旅行证件,拿到后每天要到公安派出所报到和盖章,否则不能出关。接着要到银行换人民币,因为人民币不能带出,每次到内地都要重新兑换,光是这些手续,就折腾半天。

从深圳到蛇口的路全是黄泥巴路,开车要走2个小时。天气好时沙尘滚滚,遇到下雨天路面全是泥浆。每次回去,鞋面上都是一层灰土。

那时蛇口工业区成立不久,码头和口岸还未建设,进出蛇口要靠一条东西向的巡逻路,大概就是今天深南公路的路基。1980年,路面还未铺好,从罗湖到蛇口车程要近两个小时。深圳西部和蛇口之间有一段“排骨路”,根本没有修好,车开得特别颠簸。我个子比较高,车子一颠簸,脑袋就撞到车顶。所以坐车的时候我要一手护住脑袋,一手扶着车把手,真是狼狈。

1980年,蛇口根本没地方住, 我们唯一能住的地方就是侨社。碰上探亲旺季、交易会什么的,房间就很紧张。我住的次数最多的是8个人一间的大房。如果大房满了,就在房间加帆布床(内地叫军用床,即可折叠的简便床)。这些帆布床不知道多少人使用过,也似乎从来不清洁,无数客人留下的汗臭味伴我入眠。大房加到不能再加,就加到走廊,甚至厕所门口。十几个人睡在一个大房里,鼾声此起彼落,还要劈劈啪啪跟蚊子战斗。这种情景,毕生难忘。

内地没人知道什么是“产权”

我讲课只带手写大纲,不带讲义。不是偷懒,而是不敢带。

1980年中国已经改革开放, 但是过关的时候,所有的东西都要申报,照相机、手表,现在看来真是“天方夜谭”。从香港带文件到内地更是很不方便,任何印刷品在过海关的时候,香港方面经常要扣留下来,政治官只丢下一句“让我先看看”,你就可能再也看不到了。所以,我只在纸上列个大纲,只有自己看得懂,即便给人查了,也没有人明白这是什么。

所带的任何资料都要经过香港出入境处的检查。那时出入境处没有什么大厅和通道,只有一张桌子,两个人坐在后面,一个人是入境处的,一个是政治部的,检查完一个过去一个。入境处的人检查完了证件就递给政治部的人。政治部的人都有一个超级大本子,竖在桌子上。他一边看着你的证件,一边将你的名字跟大本子里的名单核对。名单上都是内地来香港的人中受管制对象。我到内地既不做生意,也不探亲,更不是旅游,但政治部的人从来不问我“为什么去内地”之类的问题,他们应该知道我是去讲课的,也明白我们这批人没有其他的企图。但我相信,我们这帮人在他们的印象里就是“亲共”、“左倾”。

除了不带印刷品、文件,我一般也不带照相机,主要是害怕有敏感的东西出现在照片里。大多数人喜欢“到此一游”拍照留念,但是万一背景中出现了一个敏感的标语,照片拿到香港就会被人怀疑另有企图,认为这是借机到香港宣传内地政策。

那时候的蛇口就是一片大工地,每天中午鸣锣炸山,尘土飞扬, 黄沙遍地。但这片工地上却是有着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学习风气。这个培训点是蛇口小山坡上的一间石头房子,周边没有树,房子里没有冷气,没有电风扇,只有一扇窗,讲课和听课的人都大汗淋漓。

听课的人大多数都比我年纪大,但他们非常尊重我这个“年轻的老师”,每次都以热烈的掌声表达他们淳朴的感情。临时用木架支起一块大黑板,几支粉笔,是我讲课的全部工具。几十把椅子,没有桌子,很多人在大腿上记笔记。我一般从上午8点开始,连续讲3个小时。中午吃完饭,另一个老师讲下午场。或者其他老师讲上午场,我讲下午场,如此轮换。被誉为“黄埔军校”的蛇口干部培训班第一期在1981年11月开课。就这样,我平均每月来二至三次,持续了8年。

当年的蛇口,无论是规划、管理还是经济人才都非常缺乏,最急需讲授一些制度上的东西,比如土地制度、经济制度。我讲的是香港的法律制度、银行制度、土地制度、规划制度等。我告诉他们,香港土地制度发展程度比较高,有许多经验值得内地参考,但也有一些反面教材,正、反两方面的经验都值得蛇口学习。

1980年的时候,内地还没有人知道什么是产权,什么是土地登记。我把香港的做法告诉大家。比如,港英政府将土地收入用作土地开发,每年把卖地的钱一部分按比例放入基金,政府从一般财政里也投放一些,专款专用,是很好的办法。另外,香港人可以拿着任何一个住宅、工厂的地址,到田土厅填表付费,查询这个房地产项目的交易历史,包括有没有向银行借钱,借了多少钱,这些信息完全是公开的,这就是“公告天下”,也是值得内地借鉴的。

我是“四化协会”首批会员

我们到深圳讲课、办座谈会, 冒着两方面的风险。最直接的风险来自香港。我1977年从英国留学回来加入香港一家英资测量师行,1980年担任经理。同事们知道我去上面(深圳)讲课,虽然不理解, 但也不问。那时候,中英谈判还没有开始,我在香港一家英资机构工作,却老是往深圳跑,这是很少见的。找不出理由,就往我们这批人头上扣“帽子”——“亲共”、“亲中”之类的。

另外一个风险就是,我们这批人,没有任何内地背景,我们去内地讲课,真的能被接受吗?学生跟我们打交道就有顾虑,听课的时候跟我很少交流,可能跟当时的社会气氛、政治气氛还是比较紧张有关。讲课3个小时,中间休息15分钟,我经常会问大家有什么问题,得到的是一片沉默。休息时间,就有人陆续走到我身边来,单独问我一些问题,但都是技术上的。我想,大多数人不敢当众提问题,可能怕跟香港人走得太近,或者怕在讨论具体问题的时候体现某种政治立场被抓住把柄。我们跟蛇口的人座谈大多是讲香港的做法,也不敢评论蛇口应该怎么做。

正是考虑到来自两方面的风险,奥门永利55402[永利手机版]跟我们的“接头”工作也比较谨慎,一直是梁宪跟我“单线”联系。他从来不来我办公室, 我也从来不去拜访他,每次去蛇口之前,我们先在电话里定下来蛇口的日期、讲课内容、口岸见面的时间以及吃住等问题。那时候,香港有很多人的电话被窃听,因为香港的通讯条例是给予政府这样的权力。我已经假定电话被窃听了,所以也不会说什么重要的内容。

一切都约定了,各自坐火车到了罗湖,在口岸排队过关的时候, 梁宪都在后面离得远远的,他总是提心吊胆,害怕我在过关的时候被政治处的人滞留。每次过关后,梁宪就很开心,拿着外汇券招呼我到火车站旁边的友谊餐厅吃顿快餐。

我来到蛇口讲课,完全是因为廖承志的侄女、香港著名律师廖瑶珠女士。她是香港“专业人士促进现代化协会”首任会长,这个协会1979年10月10日成立,为国家的“四个现代化”效力,当时也称为“四化协会”。我是“四化协会”的首批会员,与我同时入会的委员和会员大约20人,包括大律师陈子钧、律师何耀棣、会计师陈文裘和欧阳亦芎、测量师刘绍钧、建筑师刘家骏等,后来还加入了几位经济学者和银行界的会员。这些在业界知名的专业人士现在大多已经退隐。包括廖瑶珠女士在内三分之一的人已经过世,还没有来得及看看深圳特区30 年的变化。

2008年12月20日,奥门永利55402[永利手机版]邀请老朋友重返蛇口,感谢香港专业人士为蛇口的开发建设所作出的无私奉献。 --- 罗康林摄影
梁振英谈起30年前的经历,看到今日蛇口翻天覆地的变化,感触良多。

????????? 2012-03-2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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